当然，作为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社会主义的大国，还需要为世界和平、国际治理承担更大的责任。
[2] 1979年的立法选择是值得高度重视的。[79] 其实，对于行政机关依法履职的监督，本是一般监督理念的核心部分。
[96]本次修法紧随于修宪之后，既然宪法上关于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的规定仍保持不变，那么在组织法中对此予以体现，而不能改变和动摇[97]的呼吁自然是掷地有声的。随着《行政诉讼法》自1990年开始实施，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有了全新的程序载体，即审判程序。[13]此处的语用值得特别留意，似乎在当年的语用习惯上，不严格区分检察与检查。话语的细微变化透露出检察机关工作格局的改变。但与此同时，检察院也必须顺应宪制变迁，在更为宏观的公权力监督体系之中去进一步巩固自己的独特位置。
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检察机关与行政权之间的关系定位，并没有建立在坚实的理论基础或系统的制度设计之上，这一关系是有待建构的。韩大元教授认为，1954年宪法第81条曾规定一般监督权，是完整的法律监督。在条例第三章职责中，第16条规定党组应加强对本单位业务工作和党的建设的领导。
……从党的领导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来说，相关领域的具体制度往往是真正解决问题的制度，一旦这个制度的逻辑被党的领导制度逻辑‘矫正或者‘替代，那么相关制度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应有功效的发挥就会大大降低，这种情况最后影响的还是党的领导本身。……因此，党的领导制度不仅不能限制这些制度的成长和发挥作用，相反还必须积极地培育和发展这些制度。因此，所谓党规同国法相协调，就不仅指文本（制定）层面，也在于解释（实施）层面。二、体系解释：党组领导下的首长负责制无制度依据 经前文分析，党组决策范围包括行政首长职权范围。
（2015年试行条例就规定了相应内容，在表述上不尽相同）这两项原则概括起来讲，就是强调改善党的领导，坚持依法执政。许安标主编：《宪法学习读本》（修订版），中国法制出版社2019年版，第177页。
反观《党组条例》，从2015年试行条例第9条，到2019年修订后的条例第16条，对党组发挥领导作用的概括都是9字诀——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并没有写作决策。（三）方法和思路 本文是一项法学的研究，旨在运用法解释学方法对行政机关党组集体决策权与首长负责制的一致性问题作出规范分析。重大项目安排包括重大教育项目、人才项目、科技项目等。那么，第17条最后一项其他应当由党组讨论和决定的重大问题是否包括具体行政行为？过去在对业务工作的领导方面，有的党组习惯于大包大揽、事无巨细都去管，有的则只管干部、业务工作基本不闻不问，这些做法都偏离了党组的功能定位。
所以，体系解释本身已经引出目的性的标准。健全医院党委会议、院长办公会议等议事决策规则，明确各自决策事项和范围，不得以党政联席会议代替党委会议。行政首长负责制的核心要义是行政首长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拥有最终作出决定的权力，并对决策承担全部责任。这方面，一定要把握好，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
1982年宪法、组织法确立行政首长负责制，与之配套的政府常务会议和全体会议、政府部门的领导班子会议制度则是吸收合议制长处、体现民主集中制精神的产物。就同一部门法领域中两部或两部以上的实定法而言，无论出于逻辑的融贯性，还是理念的融贯性，它们使用的相同表述，原则上应作相同解释。
具体而言，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提出高校党委对本校工作实行全面领导，履行管党治党、办学治校主体责任，把方向、管大局、作决策、保落实。作为一项法解释学作业，本文沿着解释方法运用的一般顺序（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漏洞填补）[9]展开：首先，本文第二部分阐明《党组条例》中本单位重大问题、国法中的行政首长负责制这两个核心概念的内涵。
②在省政府全体会议上，原则上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决定，如果赞成和反对的人数相等，由省长作最后抉择。[45]梁慧星：《民法解释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45页。王邦佐等编：《政治学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556页。党组审查性决策的重要特点是叫停否决，以充分发挥把方向、管大局的作用。田桥阐述了党组的权责定位机制、议事决策机制、政治功能等问题，未涉及行政首长（参见田桥：中国共产党党组制度的沿革、结构与功能，《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第6期，第85-93页）。万一首长做出了错误的决定怎么办呢？这可以由国家权力机关或上级去纠正。
三、目的解释：党的领导与依法执政有机统一 拉伦茨（Karl Larenz）提醒说，不要高估了上下文一致性解释、规整脉络中许多法条间一致性解释的功效。那么，何谓总揽全局、协调各方？ 2002年党的十六大修正党章，在总纲最后一段新增规定：党必须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在同级各种组织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
但本文可能提供的学术增量在于细密的规范阐释论证，从而展示了若要达致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这两项重大价值的有机统一，党组决策制度就应具备什么样的规范内涵。林希存提出了党组集体领导与行政首长负责制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党组集体领导可以对行政主要负责人行使权力形成监督制约的观点，但未展开论证（参见林希存：论党组的领导作用及实现机制，《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0年第1期，第101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39条规定，公立高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校党委的领导职责包括讨论决定学校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和内部组织机构负责人的人选，讨论决定学校的改革、发展和基本管理制度等重大事项。公立高校、医院这类事业单位的党委是本单位的一个领导机关，与行政领导人分享决策权，并拥有重大问题决定权。
决定则不要求表决，而是总理在广泛听取各种意见以后，有最后的决定权。但各有侧重这一原则是必要的，既要使拥有党组成员身份的副职领导人员在党规保障下敢于及时阻止行政首长的任性或腐败，又不至于让缺乏完全的人事任免权[65]的行政首长受到副职的过多掣肘（无论出于公心或私心），维护行政首长积极主动、独立负责地履职担当的动力和热情，从而实现行政决策质量与效率的统一。[62]例如2016年9月1日青岛市召开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暨市政府常务会议，集体学习了中央有关文件精神及全国、全省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工作座谈会精神，部署当前我市安全生产工作。党组实行集体领导制度，其领导体制既明显区别于行政首长负责制，也明显区别于地方党委常委分工负责制。
……国务院全体会议决定任命贺一诚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五任行政长官。必须明确，借口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否定或取消党的领导无疑是错误的，但把党组织直接作为企业生产经营的决策和指挥中心也不符合企业党组织功能定位。
（二）合党章解释 以上分析可见，加强党的领导不等于要以党代政，党组开展工作、发挥领导作用，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与依法执政有机统一，《党组条例》并不具有让党组直接代行本单位领导机关法定决策职权的目的。由于《党组条例》第28条、第34条非常清晰地规定了党组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集体领导制度，党组会议议题表决赞成票超过应到会党组成员半数为通过，[10]所以，要回答行政机关党组集体领导制与首长负责制是否一致，就要弄清两点：一是党组决策范围是否包括行政机关职权范围？为此要解释《党组条例》规定的本单位重大问题。
有的地方政府出台关于会议制度的规范性文件使用了政府集体决策会议集体决策的概念。这些规定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坚持依法执政，避免以党代政，是党中央的一贯主张。
[17]辞书例如本书编委会：《中华法学大辞典》（简明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版，第803页。其二，该款内容在2015年6月公布的党组条例（试行）中已有规定。从原理上讲，党组不仅领导党建工作，还要领导业务工作，是由党的全面领导原则所决定的。重大经营管理事项必须经党组研究讨论后，再由董事会或者经理层作出决定。
……党组在领导作用发挥上，是全面领导而不仅是政治领导或者其他某一方面领导……在决策范围上，党组对本单位工作是全覆盖的，本单位领导班子决策影响的范围有多大，党组决策影响的范围就应当有多大。对此，曾参与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工作的肖蔚云认为，通过必须进行表决，总理也只有一票。
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强调按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9]参见王利明：《法律解释学》（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55-459页。
在此背景下，本文认为，党组集体领导制度恰恰是给行政首长再加上一把权力制约之锁。秦前红、胡南在新近论文中剖析了党组的制度逻辑和运作机理，指出党组是正确处理党政关系、实现依法执政的组织形式，也未处理党组与行政首长的关系问题（秦前红、胡南：论中国共产党党组制度的逻辑展开，《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第1-7页。